社交媒体时代，如何有效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态来达致某种公共目标，是摆在各级各类公共机构面前的一道时代课题。各种公共机构急需在社交媒体社会化的时代情境下，重新形塑自己行使公共职能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 社交媒体时代，如何有效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态来达致某种公共目标，是摆在各级各类公共机构面前的一道时代课题。各种公共机构急需在社交媒体社会化的时代情境下，重新形塑自己行使公共职能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利用微信平台抓老赖，便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司法创新举措。昨日，昆明老赖吴某在打麻将的过程中被网友发微信举报，五华区法院执行局收到举报信息后精心部署，将吴某在麻将桌上抓获。由于吴某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五华区法院宣布对其采取15日司法拘留措施。去年底，五华区法院借助当前“微时代”媒体的力量，首次在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晒”出10名老赖。吴某便是首个经网友微信爆料以后，五华区法院执行局成功抓回的老赖。此次带有突破性意义的抓捕行动，彰显出社交媒体在助力公共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具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证明了司法部门利用微信平台开展司法创新的必要性与有益性。社交媒体的崛起，深刻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的运行机理。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恐怕都必须适应和拥抱这场亘古未有的媒体革命，重新构建基于社交媒体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对于公共机构而言，借助社交媒体重构工作模式是大势所趋，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很多时候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失信被执行人”，也即老赖，由于心中有鬼，往往行踪诡秘，难以被发现和抓获。微信晒老赖，则让老赖们的身影浮现于众目睽睽之下，被发现的几率几何级数增加。朋友圈的威力是巨大的，每一次转发都意味着老赖信息的乘数式传播。像吴某这样的老赖，可以逃过执法部门的眼睛，但却逃不过朋友圈滚动式的追逐与逼视。在传统执法模式之下，老赖与执法部门之间呈现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前者若有意藏匿起来，后者在很多时候只能徒唤奈何。而借助社交媒体追索老赖，有效缓解了老赖与执法机构之间的信息失衡，社会大众的注意力资源经由社交媒体被激活、放大和汇聚，哪怕再狡猾诡诈的老赖，恐怕也难逃社会大众法眼的审视。围观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围观让那些违法乱纪、作奸犯科者无处遁形，还有什么人比老赖更加惧怕被“围观”呢？当然，不排除一些老赖已经脸皮厚到不怕被“围观”了。如果他们打定了主意要赖账，无论怎么“晒”他们，效果恐怕都不容乐观。更何况，也并非所有被社交媒体曝光的老赖，都能被发现和抓获，公众注意力资源的不稳定性和难以持久性，决定了老赖们被绳之以法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偶然性的支配。因此，重要的不是怎么才能抓住老赖，而是必须形成一种让老赖们“不敢赖”、“不能赖”、“不想赖”的制度环境和执法环境。回到执法本身，对老赖加强信用惩戒，让他们因为赖账而在社会上寸步难行，让他们因为失信而付出惨重代价，如此才能倒逼他们回归正途，勇于承担债务，不再做令人唾弃的“老赖”。